台灣痞客?

內容簡介：文人家族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地位與影響錢先生的生命進入我的生命，發生了塑造的絕大作用。──中研院院士 余英時先生學術地位、中外聲譽早已大著，獨樹一幟，愈孤立，愈顯光榮。──中研院院士 嚴耕望中國是「封建社會」嗎？以強調通識教育的國學大師錢穆的觀點來看，從西周到春秋戰國這段時期可視為封建社會，之後的漫長歲月則是「士民社會」。「士」朝氣蓬勃、奮發有為、富生命力，有了他們，政治才安定，經濟才繁榮；他認為「士」的作用地位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。而錢穆家族數代以來在江南無錫地區正是典型的「士紳」，雖家道中落，仍然以詩文傳家。錢穆先生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，先因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震動京師，以中小學教員身份躋身北京大學教授之林，後又以《先秦諸子繫年》撼動史學界，更以75歲高齡完成鉅作《朱子新學案》，直至96歲去世前仍著述不輟。錢穆先生自18歲起擔任小學、中學、國內外各大學、研究所教師，作育英才無數，桃李滿天下，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嚴耕望先生、余英時先生等人，可說在75載的教讀研究生涯中，留下無比輝煌的勳業。錢穆先生的學問以史學為核心，廣涉諸子之學，從而擴及中華文化與學術諸多領域；並勇於創新，強調文化意識與生活世界的交流融貫，以及知識講究與文化素養的培成。他一生的求學治學，在近百年中國史學和文化領域中的成就，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的變遷。而從錢氏這個教育世家來看，清代私塾教育、民國新式教育、30年代中學大學的濃郁學術氣氛、抗戰時期及之後赴海外艱辛辦學的過程，皆在錢先生的個人史事中，呈現了百年中國教育學術的歷史場景。在本書中，我們從一個中國的「士」之家族發展史中，看見了一個恂恂儒者做學問的寬闊視野和遠大抱負，也看見了一個國家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百年縮影。作者簡介：印永清
1948年8月8日生，上海嘉定人，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、文獻研究與編撰中心主任、副研究館員。發表論文30餘篇，主要有：《新文化運動中胡適與錢穆文學觀之比較》、《錢穆的散文觀》、《錢穆與古典文學研究》、《明代書畫價格》、《清末明初上海婦女報刊》、《清代佛家年譜敘錄》、《台灣家譜研究》、《台灣方志綜論》、《仁學版本考》、《台灣地圖沿革》等；著作有《仁學評注》、《三教九流探源》、《中國體育史話》等；編有《中國年譜辭典》（第一副主編）、《太虛學術論著》、《顧頡剛書話》、《西遊故事》等。

艱難辦學

錢穆到香港後，本想再讀十年書，著一、二本書。後在港看到失業失學青年多，就萌想辦學，為青年提供就學機會。一天，他在廣州遇見張其昀，兩個人就在街上談天。張預備到香港辦一所私立學校，已請了幾位先生，如崔書琴、謝幼偉，這兩位錢穆都認識，也是朋友。他還要辦一個董事會，他希望錢穆也能到香港陪他一同辦這個學校。從前在大陸，張屢次請錢穆到浙江大學任教，都未成，錢先生對張總是感到抱歉。現在他要到香港辦學校，錢先生決定無條件配合。

到了暑假，崔先生、謝先生向香港教育署立案，這個學校就是亞洲文商學院（夜校），由錢穆任院長。錢穆聞訊大驚，即去函辭謝：「惟院長一職，萬不願任。一則人地生疏。二則粵語、英語均所不習，定多困難。三則與監督劉君素昧平生，懇幼偉、書琴另商。」

依港例，申請創辦學校，必須由監督一人出面負責，就請劉先生任此職，便於與香港教育司接頭。錢穆任院長一職已正式立案，成為定局，極難臨時更動，錢先生只得應允。後來，謝幼偉臨時去了印尼一個報館。

錢穆為謀學校發展，堅留謝幼偉但未成。崔書琴卻勸其行，說狡兔三窟，香港新校畢竟不知如何維持，幼偉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路，錢先生見他們兩人都同意，亦無法堅留。於是亞洲文商之開學，實際由錢先生與崔書琴兩人籌劃，有時崔夫人亦在旁預聞鼓勵。後又起張丕介兼任哲學方面之課務，崔書琴則任教務長一職。這樣辦了一年，崔也到台北去，學校只勝錢先生一人。

十月七日，亞洲文商學院開始上課，十日舉行開學典禮。亞洲文商學院先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三間課堂正式開學，後在附近砲台街租一幢四百尺左右的樓房為宿舍。正在困難時候，上海商人王岳峰挺身而出，給錢先生經濟上的支援，乃在香港北角英皇道公寓內租用若干房間，權作教室和宿舍用，共招有港、台學生約六十餘人。錢穆教中國通史，唐君毅教哲學概論，張丕介教經濟學，崔書琴教政治學，劉尚一教國文，另一位夏先生教英文。時錢穆與唐君毅來往於沙田、九龍與香港之間，與學生同睡。

下旬，錢穆又聘原重慶政治大學羅夢冊來學校上課。唐君毅同事程兆熊，亦來港任教。他不久即離港去台北位亞洲文商學院招生，的新生約二十人左右，由台來港。亞洲文商在港新生僅得四十人左右，至此增至六十人之數。

錢先生給吳宓寄來亞洲文商學院的章程及課程表，邀吳宓赴港共事，吳婉言謝卻。據吳宓女兒吳學昭言：「一九四九年十月，錢先生在香港和知友們辦一亞洲文商學院，寄來章程及課表，以『學術主張及宗旨素同』力勸宓赴港共事。密謝卻之。」

這時，著名女作家蘇雪林女士也在港，錢穆邀她來港工作，未成。蘇雪林回憶說：「錢穆先生逃離大陸後，在香港借一中學半夜間補校，課堂桌椅白晝歸中學用，夜晚歸補校用，學生散後，他與同學數人，就睡在椅子桌子上……錢穆先生偶聞人言，我在真理會服務，來學會相邀，也去補校授課數小時。錢先生苦行僧似的辦學精神，雖使我十分感動，無奈學會工作繁重，已太疲勞，自揣不能勝任，未敢答應。」